1990年夏，舒窈结束了a-level考试，八月底，她超常发挥，取得了一个于她来说惊喜万分的成绩，一番深思熟虑之后，她报考了创建于1785年的伦敦医院医学院，努力未被辜负，不日后她顺利收到offer。
九月初，舒窈收拾好行李，独自踏上异国求学之旅，李行原本要与她同行，不料义安会龙头案经过一年的审理，开庭时间将近，他不得不留在香港稳定军心。
与忧心忡忡的李行相比，舒窈对于孤身出国显得很释然，甚至怀着一种期许，一种迫切想要长大、渴望向世人证实自己已然成长的期许。
直到舒窈拖着沉重的行李箱走出伦敦机场，望着那片不同于香港永远澄亮美丽，一碧如洗的蓝天，这座静谧如细纱笼罩的灰蒙蒙都市，令她深切地感受到一股陌生的孤独，将她一层层包裹。
爹地活着时，她一直躲在爹地的羽翼之下，爹地去了后，她又活在李行的臂弯之中。
十月的第一个星期，大学开学的第一堂课，任课老师威廉教授做了一段轻快的自我介绍，之后在黑板上写下一行英文，询问众人：“为什么会选择医学？”
在不同肤色的面孔侃侃而谈梦想时，舒窈只写了一个单词：“atonement。”
威廉教授对她的答案很感兴趣，下课后，他询问这个词的来历，威廉有一双睿智的眼，澄明蓝色瞳孔像一汪湖泊，让人不由自主放松下来。
舒窈想了想，将自己的故事简单说了出来：“我出生在一个有罪的家庭，我的父亲经营着一些黑色产业，但有十多年，我并不以此感到羞耻，我享受着罪恶带来的一切，金钱、地位、权势，被人人追捧着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。”
她低下头：“有时，我会想到这一切是不对的，可是快乐让我的情绪变得麻木，我似乎成了一个只会迟钝享乐的怪物。‘不对’的想法仅仅出现了一瞬间，就会被我抛之脑后。”
“那段时间，我始终假装对一切都不在乎，用歇斯底里的面具伪装自己，有时我宁愿所有人都认为我是个无知任性、只会蛮横发脾气的坏女孩，每当有什么触及到真实的我时，我既希望他能将我一眼看穿，又矛盾地不希望任何人轻易看透我的内心。”
那会让她在一瞬间失去所有的安全感，仿佛寄居蟹离开了自己的壳。
“我甚至不愿意去思考、去努力，‘当个傻瓜无忧无虑活着没什么不好’——我一直这样告诉自己，心安理得地活着……直到爹地死去。”
“有什么东西倒塌了，我明白该面对了，我不得不面对了。”
“这是你第一次与人谈论心事么？我是说，你在独自承受着这些情绪吗——负罪感？”威廉问她。
舒窈的目光有些茫然，她点头，怔了怔，却又摇头：“不是，我有一个很爱我的人，我相信，如果我坦然负担，他愿意为我承受一切。”
她想起李行，唇边笑容徐徐，半垂的眼却透着一缕哀伤：“可我不想让他再为我难过。”
他有多身不由己，她很清楚。
舒窈望着纸上的单词，再抬头时，她露出一抹笑容，声音清脆而坚定：“有他在，我很幸运。”
“我也有了一些前进的目标，这一次，我想依靠我自己。”
人生前十七年，她一直被保护着活着。
如果可以，她也想要保护一些，比她更值得被保护的人。
异国恋并不容易，尤其是通讯与网络还不算发达的时代。
行为可以克制，舒窈用学业麻痹自己，不去想念，不去打电话，不去翻阅日历，数着假期何时将至，他们多久可以再见？可情绪总难自控，日日夜夜里，有些思念如藤蔓在心底蜿蜒。
她一直在想李行，无法期瞒。
这一年的圣诞，伦敦的街头张灯结彩，圣诞树挂满雪花。一周前她接到李行的电话，义安会内部发生冲突，他来不了。
从九月初到十二月底，他们已经很久没见了。
这段时日，除了时不时的跨国电话，他们用着最古老的方式交流——书信与日记。
每周一，邮差会送来最新的报纸与漂洋过海的信件。
舒窈会在清晨第一缕阳光未洒下前等待在门口，满心欢喜地接过层层密封的包裹，翻出一封封写满思念的薄薄信件。
她扯开漆印，从第一个字往下读，不愿囫囵吞枣，要一个字一个字逐字看去，可纸有长短，字有尽数，再是舍不得，也只能折好信封，抚摸着信纸，坐在小院长椅上，失神地眺着大雁南飞，她在信纸末轻轻印上一个吻，仿佛他就在身旁。
李行收到回信就是幅样子，信纸沁着一层馨香，印着鲜亮的口红印，很有大小姐的风范。
圣诞当日，同住的室友都去庆祝节日，舒窈在屋里煮着简易火锅。午夜十二点将至，门外传来敲门声，舒窈以为是晚归的室友，前去开门——她直眉楞眼望着来人。
李行风尘仆仆，一件黑色的长风衣裹着冷风，头发几分凌乱，肩上落满飞雪。
“抱歉，我来晚了。”
舒窈眼眶微热：“不晚，永远不晚。”
她侧过身，看着李行身旁的行李箱：“不走了么？”
“嗯。”李行点头，脑袋埋在她颈间，胡乱又急切地吻如雨点砸下，李行抱着舒窈，他青灰色的眉眼写满疲倦，身体累到极点，神经却因为兴奋，一点也睡不着。
舒窈并不知道在来之前李行经历过什么。
她没有问，李行没有说。他们回到屋内，像野兽般撕扯着彼此身上碍事的衣物，随着衣服一件件掉落，肌肤相贴的触感让两人不约而同喘了一口气，接着是热切地接吻、拥抱，嚣泄着许久未见的想念。